“刚开始是我们推着他们（家长）走，后来他们自己也愿意往前走。”2025年10月10日，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十年过去，亲职教育课堂的气氛大不相同。有家长会提前到场，在课上主动提问、记笔记，也会在课后向老师请教沟通方法。

　　而十年前，这种对涉罪子女的父母进行再教育的课堂，开展得并不容易。一同参与的心理专家缪娟回忆，课程开了很久，出席率依然寥寥。检察院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挨个催，一些家长不情愿地现身，上到中途，有家长已想提前离场。

　　2015年，为从源头干预未成年人犯罪，新都区检察院在全国首推“强制亲职教育”，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方式，介入家庭教育。这项地方性的司法创新，带着争论，数年后扩大至湖北、广西、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但在实践中，亲职教育常面临表面化与空心化的困境：课程流于走过场，家长心存抵触，适用标准模糊。原本旨在唤醒父母的机制，却似乎沉睡在纸上。

　　在缪娟的印象中，2015年起步艰难时，她并不想放弃，已有研究证实，家庭因素与涉案未成年人之间存在强关联。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对比1224名未成年犯与925名普通中学生的家庭情况，结果显示，未成年犯家庭的亲子分离问题比普通中学生更加突出，其中四成以上孩子表示“恨父母”，而这些家长文化程度偏低，教育观念较为陈旧。

　　问题孩子往往是问题家长的产物。基于这一认识，2015年，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提出“强制亲职教育”概念。“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全国范围内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该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

　　这是一个从国外引入的理念和制度。早在1846年，美国夏威夷州规定，若父母在抚养与教育子女过程中，存在过失或故意失责，须对子女承担赔偿责任。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少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了强制亲职教育，如1998年，英国通过《犯罪与治安扰乱法》，明确规定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必须每周参加亲职课程，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最初的课程如大学课表，被划分为必修与选修。新都区检察院邀请心理、法律、社会等领域专家对家长授课，课程一般设有五六节，每节课时约两小时。

　　因为带有争议，新都区检察院在实操中并未强调“强制”。一个结果是，真正能坐满的课堂并不多。家长是否愿意来、能否坚持上完课，全凭个人意愿。

　　为了扭转“全凭自愿”的问题，强化约束力，2016年10月，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公安、法院、妇联等部门，出台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办法（试行）》，这是国内首个将“亲职教育”纳入国家公权力管理体系的地方性文件。该办法规定，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公安机关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

　　2016年12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该省首次将“强制亲职教育”写入地方法规，规定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监护人，司法机关可依法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2019年，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一起性侵幼女案件，7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离异、或长期外出打工，存在严重监护缺位问题。福州市检察院发出全国首份“督促监护令”，检察机关可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直接要求失职监护人履行法定职责，将司法干预模式从事后惩处转向前置督促。此前，这类监护令主要出现在案件审理完毕之后。

　　2020年9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法院联合市中院设立亲职教育基地，被审查起诉乃至被判处刑罚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需要接受一定时限的亲职教育。

　　“很多地方的司法实践其实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跃军告诉南方周末，“各地通常援引的是2012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当监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有权干预’的条款。但直到2020年二次修订时，法律才首次明确提出‘国家亲权’理念，规定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即便如此，也只是间接支撑地方的做法。”

　　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家庭教育不再只是家事，而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开启了家庭教育法治化的新阶段。

　　同年5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区妇联协同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发布首份强制亲职教育工作白皮书，在全国首次在检察院与法院的程序中引入亲职教育指导师，指导师可以出席检察听证、法院庭审并发表意见，其意见可直接作为司法处理的参考依据。

　　家庭教育促进法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干预监护的合法性，但在具体执行中，规定模糊、约束力弱的问题依然突出。从操作到专业，各地实践仍面临诸多现实掣肘，主要问题在界定适用对象范围。

　　2022年4月，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法院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一名未成年的父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该案源于一场小区意外，孩子在单元门口玩耍时跳上石桌，导致桌面侧翻压伤手指。事发时，其父站在约十米外。事后，父亲认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

　　该法院受理后并未支持家长诉求，认定石桌本非用于攀爬运动，父亲未尽到安全教育和有效管束责任，因而签发了亲职教育令。

　　父亲的监管疏忽是否已严重到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尤丽娜曾于2022年撰文表示，强制亲职教育属于“再教育”范畴，社会成本高昂，应当集中应用于存在明显监护缺失、家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等高风险家庭，而不宜泛化到一般家庭中。否则，过度干预可能削弱家长的教育自主性，甚至造成公众对政策的抵触。

　　不过，兰跃军认为，父亲在现场仅“远距离观望”，而未及时制止或引导，说明家庭监护功能已明显弱化；同时，孩子的行为也出现了越轨倾向。这类情形表明家庭教育已陷入失衡状态，需要公权力量适度介入。

　　一位多次随检察院参与家庭教育工作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检察官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她回忆，在进行强制亲职教育前，检察官都要进行家庭摸底——了解家庭结构、收入状况、教育方式，是否存在暴力或冷漠型忽视等。

　　“看起来两个家庭情况一模一样，问题孩子也差不多，但背后的症状可能完全不同。”她举例，和父母疏离的两个孩子，有的问题可能出在长期被父母冷暴力，有的可能因为父母离异后监护权出现空档。

　　一些检察官告诉她，他们常常要临时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用非对抗性的语言一点点打开他们的心防，“一个家庭的信任建立，有时候要靠三四次面谈才能松动”。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时任副主任吴欢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检察院打造了“亮晶晶”“纳爱”等一百二十余个专业团队，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建立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

　　但亲职教育的推进仍力不从心。吴欢水当时坦言：“仅靠司法力量，人力、物力、精力都难以持续支撑。”这也使得强制亲职教育在不少地方，一度沦为“沉睡的政策”。

　　部分基层检察官综合一线办案实践，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司法干预本质是一种事后补救，真正的出路在于将预防端口前移，让家庭教育指导从司法补救措施，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的普及性教育。

　　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曾作过类似尝试。该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自三年前白皮书发布以来，检察院主要承担前端工作，后续的衔接则由妇联、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完成。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会邀请“家庭教育促进师”参与进来。他们多由心理、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担任，在检察院或社区开设亲职课堂。课程通常在一间布置温馨的房间内进行，墙上贴着“用爱沟通”等标语，讲师与家长面对面而坐，讲述亲子沟通、情绪管理的技巧。

　　但并非所有家庭教育都如此理想。由于缺乏统一的职业标准与权威认证，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边界一度十分模糊。2022年国庆前夕，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全国妇联三部门联合发布提示，明确未颁发或授权颁发“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这导致许多“家庭教育促进师”处境尴尬，行业鱼龙混杂，其专业身份与服务价值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认可。

　　该如何厘清父母责任与国家公权力的边界，在不越界的前提下，让干预真正落地？

　　兰跃军认为，亲职教育应被视作公共服务的一环，而非单纯的法律义务。在制度设计上，可借鉴德国的普惠化经验，将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风险防控层面，可参考中国台湾的司法联动机制，将家庭教育与家事审理、未成年人保护协同推进。

　　在德国，“双亲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政府将家庭教育纳入成人教育体系，由社区教育中心和公益组织面向所有家庭提供课程，主题包括沟通、情绪管理、亲子关系等。参加课程的家长无需承担额外费用，甚至可将学习时间计入工时，亲职教育被视为一种劳动。

　　中国台湾的经验则更靠近司法体系。2012年，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实施后，各地法院陆续设立家事服务中心。在处理离婚、监护、探视等案件时，中心会为父母提供亲职教育、心理辅导与法律咨询。部分法院还会在调解或判决中，建议当事人参加亲职课程，并将其学习态度作为参考。

　　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修法倡议，计划增订强制亲职教育条款：要求父母在家事案件中完成6至20小时的课程，若无正当理由拒绝，可能被处以罚款。此举引发不小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强化父母责任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担忧，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可能触及家庭自治的边界。

　　“国家干预的边界，不在于强制与否，而在于能否真正促成父母的自我成长，并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兰跃军说。

　　在他看来，强制亲职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是“教育家长”，而应建立起一套分层、可操作的制度机制。他建议，可借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罪错行为的分级治理思路，构建差异化的亲职教育体系。

　　根据2021年6月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由轻到重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类。兰跃军认为，相应地，强制亲职教育也可分为三级干预：针对三类行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分别实施一级、二级和三级亲职教育，实现分类指导、逐级强化。

　　在现有司法框架下，兰跃军认为可将亲职教育与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机制协同推进。例如，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设定考察期或缓刑考验期的同时，同步对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实施强制亲职教育。通过“教育孩子”与“唤醒父母”双向并举，形成干预合力。

　　孩子自己犯罪，反而“恨父母”，我觉得是社会引导的问题。哪怕父母再不教育孩子，孩子也不能恨到父母头上，现在40%的孩子“恨父母”，一是有些教育工作者或专家故意引导，另外是孩子在给自己的犯罪找借口，这种风气不可长啊。

　　不奇怪，记得任程伟田海蓉主演的电视剧《软弱》里“于富贵”女儿学校的校长讲起话一套一套的结果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还得偷偷求“于富贵”，够讽刺吧！[呲牙]

　　这就像给家庭教育装上“导航系统”——国家不是要抢父母的方向盘，而是在他们开错路时及时提醒：您已偏航，正在重新规划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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